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廖咸浩:那夜,我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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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6, 2012


廖咸浩:那夜,我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

【明報專訊】編按:兩岸文化交流愈來愈繁密,在好些交流場合,都有人提到繁簡字課題,引發不同規模的爭議。本文作者廖咸浩,是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曾任台灣文化局長;他在一個徵文活動後的晚宴,與大陸學者交流時,出現了一段引人入勝的小插曲……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導師曾半開玩笑的問中文寫起來快還是英文。同學們都還沒學過英文便都很好奇。導師說:當然是中文快。於是他舉了三個例,一是「一」字,二是「百」字,三是「千」字,和對應的英文字(one, hundred, thousand)一比,當然是中文快。同學們看完這些例子,都忍不住為了中文戰勝英文而拍手歡呼。等到上了初中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當然,今天我已是英文系教授,也有了些許語言學的知識,才又發現不論是語言的文化價值或實用意義,都不能只由書寫速度來判斷。但今天我要談的並不是中英文的議題,而是簡正體字的議題;也不是要談孰快孰慢的問題,而是要探問「書寫快慢」與中文學習難易的關係。

用簡體字學習具效率?

在某個兩岸評審各半的徵文決審場合,在我的主持下極有效率也極為和諧的完成工作。之後在主辦單位招待的晚餐席間,大陸某位評審有感而發曰:「如果兩岸的各種協商都能像我們這樣和諧,兩岸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眾人聽了也連連稱是。酒過幾巡後,不知不覺大家又談到了為了增進兩岸交流就不免會談到的簡正體字的問題。我因為忝有些許語言學知識,又曾有文化政策的經驗,而且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內,為了導正一般人對漢字(尤其是正體字)的偏見,並重新評價漢字在全球化時代的意義,還開辦了第一屆《漢字文化節》,因此不免對簡正體字在學習效率上的優劣有些話要說。這時候某位大陸評審表示自己對此也有些研究,便開始持反面立場力陳簡體字之正當性與優越性,包括許多常識性的論述,諸如,在漢字的歷史中,也不斷有簡化的企圖啦,國民黨也曾想要簡化漢字啦等等。當然,最重要的觀點(也是最常見的大陸觀點)便是,簡體字筆劃簡單寫起來快,大大提高了識字率。前此在報上還曾讀到有廈門某教授附和這個說法,公開宣稱因為大陸使用簡體字,所以識字率比台灣高云云。若要把大陸的識字率和台灣(或香港)比較,上述說法就必須受到檢驗了。大陸現在的識字率比民國時期高應是必然的,但如果國民黨繼續統治大陸,或大陸沒有改用簡體字,識字率會不會更高?才是值得問的問題(而且這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就此只要把大陸的識字率與台灣或香港(這兩個使用正體字的社會)的識字率一比較,答案立見分曉。

他們是不會改的

何以如此?並不全然是因為社會安定的成果,而是,寫起來快與學習容易,在任何語言都不是同一件事。就簡體字而言,兩者之間的連結更為脆弱。原因很簡單,漢字並不是大家想像的純粹「圖畫字」(pictogram)或「表意字」(ideogram),而多是形聲字(phonogram)。也就是說多數漢字可以經由「聲旁」來判斷讀音,所以我們學「鄧」「燈」「凳」這三個字時,第一,不是每次都學一個全新的字,而是學「部首」加上「登」這個聲旁。第二,不是死記筆劃,而是經由聲旁舉一可以反三,學會一個就等於學會三個,甚至更多(如瞪、蹬、鐙等)。中文常用字原先有八成以上的形聲字(非常用字比例更高),因此小孩才能常依「有邊讀邊,沒邊讀中間」的方式猜到新字的發音,從而快速學會新字。然而,簡化之後,常用字中的形聲字大量減少,已降到四成以下,於是,「邓」「灯」這類行書或來自方言的俗字就只好死記了,而且前二字與「凳」也毫無關係,無法相互燭照,舉一反三,達到加速學習的效果。

我在這位先生的宏論後舉了以上這個例子,但我也強調中國人使用漢字的方式向來都是「識正書簡」,亦即學習的對象是正體字,但私下書寫時則是草字、俗字、簡字樣樣都來。如此既能維持文化及歷史的傳承,書寫也能便捷。但傳統上中文使用者(包括我自己)都沒有特別學過簡體字,完全是在成長過程中一路撿來的(pick up),然而,所識簡字已足以閱讀大陸的書刊。因此,我認為大陸的文字政策可以適度調整,回到中國傳統上使用漢字的方式,就像台灣一樣。

話剛說完,這位先生突然說,臺灣的「臺」用簡字是不是寫起來更快呢?我愣了一下,才很審慎的回答,快慢不是我的重點呀?我要說的是「識正書簡」才是咱們……話未說完,突然聽他冒出一句「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告訴你,我們不會改的啦!」這個原本印證了兩岸可以和諧溝通的飯局沒想就到此為止了。我心中不免自責我的多話竟破壞了和諧,但話又說回來,我能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而不會輕易被和諧掉,是否又該稱幸呢?

作者簡介: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2003至2006年繼龍應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廖教授的研究範疇甚廣,包括:中西現代詩、文化政策、精神分析、紅學、台灣文學與電影等。在學院以外,廖老師是詩人和業餘結他歌手。著有散文集《迷蝶》、論述作品《美麗新世紀》、《愛與解構》等。

[文.廖咸浩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陶傑:PP決定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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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5, 2012


陶傑:PP決定輪迴

壹週刊】希臘會不會逐出歐元區,成為世界大事。

德國向歐元區實施的緊縮政策,地中海民族如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平時陽光海灘、紅酒沙龍都受不了。「悠閒」本來是他們千年以來的文明行為藝術——法國人和意大利人是天生領了牌做懶人的。只是他們的懶惰在全球的民族之間,即使懶,也懶成了名牌,懶得有品味,最有型,也最有建設性,世上的民族是不平等的——可惜一旦歐元成為詛咒,經濟破落,「文化」也就要靠邊站了。

希臘一旦退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命運也可想而知。但好好的歐洲幾處器官長了腫瘤,切割也不是,化療也不行,無端端推一副病軀,誰都知道是死路一條。

有點無辜的反而是英國。八十年代以來,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早已看出,貨幣大一統,不是人類的未來。戴夫人因為「反歐」坐成罪名,只是當時「親歐」是一種流行症,就像流行用Prada和Chanel一樣。八十年代開始,英國的新生代崇拜歐洲,法國和意大利,一切都是好的。文化的傾慕,毫無理性地滲透進經濟的判斷。戴卓爾夫人下了台,馬卓安親歐,幸好沒有廢除英鎊,懸岸勒馬,但由於離一場大火的災場太近,燒掉了頭髮和眉毛。

上星期,英國政府的一名經濟學家高德警告:一旦歐元崩潰,英國經濟可能「永遠無法復甦」。

這句話嚇人一跳的地方,是打破了經濟常理:衰退與復甦,像黑夜與白天,不是周期性的交替現象?世界上沒有只跌不升的股市,也沒有永遠漲價而不回落的房地產市場。但英國經濟從此一蹶不振等同亡國,卻不是不可能,因為據高德說:「如果一國的經濟生產力的潛質受永久的打擊,國家增加稅收的能力,也永久癱瘓。對於公共理財,自然也永久受損。」

這句話令人注意的是原文:If you have a permanent impact on the productive potential of the economy。根據高德的理論,香港經濟是永無出頭之日了。

因為香港社會的生產力,已經永久癱瘓。所謂Productive Potential,指的是理性的實業和感性的創意。殖民地時代,香港的Productive Potential一直源源不缺。殖民地時代,香港的Productive Potential,是從上海搬來的紗廠、假髮、膠花。雖然紡織不是香港人的原創,膠花、玩具和電子收音機也只照西方設計發明依樣製造,但滿街的山寨廠,加上大陸閉門階級鬥爭,無所事事,香港的PP一支獨秀。英國人佔領香港,從第一天開始,就把香港定位為出入口港。香港的生產潛力即以此一公式逐步培養。難民湧進來,九死一生,香港像田橫五百士,四百萬人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生產力釋放出來,香港的經濟就健康了。

除了實業,那時香港人還有設計。沒有所謂大陸市場,香港功夫片遠征到波多黎各和南斯拉夫,洪金寶和袁和平應邀到美國發展,這不就是香港的Productive Potential得以全面發功的例證?那時的香港,參與國際市場,有英國下議院的民主母體做靠山,無人可以隻手遮天,包括港督。那時香港人不必民主普選,因為頭頂那片天不同,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的尊嚴和樂觀,就是如此形成的。

大陸改革開放,廉價勞工搶走了訂單,香港的柴灣、九龍灣工業大廈永久荒廢。既然工業大廈不可以重現山寨廠,照高德的說法,香港的經濟潛力就像失去魔術的《仙履奇緣》故事,午夜之後,永久蒸發,一去不復返了。

俯瞰今天的香港,要工業沒有工業,要電影無電影,有一點點設計,但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打不出一席位。流行音樂一度有東南亞市場、大陸市場,那時的太極、Beyond,甚或許冠傑的蓮花樂隊也全部失蹤。香港人的自我審查,導致創意蒸發。中國大陸卻視香港為「顛覆基地」,不斷排放低資質非技術的人口,加重香港社會福利的包袱。一句話,歷史形勢改變,就像殞石擊中地球,生存了八千年的恐龍經歷一場變動,從此絕跡。香港的所謂世界奇蹟也一樣。

好笑的是,中國大陸在幫助香港自殺,香港人一無所知,十五年來的特府也完全懵然。英國面對一片蒼然的歐元區,英國的經濟學家尚知道危機何在:國家的生產力癱瘓了,即如恐龍滅種,經濟即永無復甦之日。這是最新而有力的經濟理論。不要以為復甦和衰退,像佛家的輪迴一樣,人死了永遠有得投胎。高德告訴你:沒有投胎的,進了枉死城永受煎熬,東張西望,那怕在尋找一隻母豬的身軀,想脫離無間地獄?但不要說人和母豬,連隻老鼠也找不到。

英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燃眉之急還懂得一個「驚」字,可笑的是,香港特府的什麼班子,一點意識也沒有。新政府上場,只懂得「興建居屋」,多了一點廉價房子,就有了PP嗎?

高德認為,英國的經濟結構,受歐元區拖累,財相歐司本只一味加稅,就像在沙漠裡企圖開拓水源,找不到點滴的,一個生產潛力永久消失的國家,再加稅也沒有用。零售、飲食、在街上推銷iPhone和售樓書,不是PP而是塘水滾塘魚,「過日辰」的自我荒廢。這種「就業職位」與經濟生產力毫無關係。香港hea足了十五年,還要hea下去。

英國有此自知之明的警世之言,知衰知恥,反而有救。畢竟,除了勞斯萊斯引擎、英語、英超聯、Harry Porter,都是爛船可以全球出口的三五斤釘,而不止是牛津街和哈勞斯的大陸購物自由行。英國不必完全依賴遠東一個民族的口腹物質之慾以生存,但不幸香港十五年來,連銹釘也沒幾根,昔日的實業,已被中國大陸悉數吸納,香港從前的創意,連下層的《老夫子》、《龍虎門》,俱已成為追憶,自由進一步收窄,溫水煮蛙,經濟又如何有生天?

香港的特首再換走馬燈,也不可能投胎轉世,這不是悲觀,而是現實。

2012年4月20日 星期五

陶傑四論繁簡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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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 Agnès b餐廳,因為餐牌用簡體字,名詞大陸化,不叫牛油,改稱「黃油」;不叫沙律,改叫「色拉」,香港八十後網民維護尊嚴,強烈譴責。

大陸人民雖然被迫通用簡體,但也看得懂正體,不是那麼弱智,來到香港,他不知道「曾蔭權」是個什麼東西,非要「曾荫权」才明白?

一味的把字體主動簡化來逢迎,是把中國大陸人民的智商蓄意看得很低,像三歲小孩,譬如你上餐廳,叫一碟咕嚕肉,女侍應把食物先放進自己嘴巴,嚼爛了,吐出來,才餵你吃──她把你當做三個月大的嬰兒,或九十八歲的老翁,食物不先嚼爛,怕你哽死,她蹲在你面前,把嚼爛了的食物盛在匙上,哄:食啦,乖。

簡體字是鄰近地區的國情,他們用是他們的事,香港一向用正體,不必遷就。正如你去了馬來西亞,人家的餐牌,不會把沙爹羊肉改為「烤羊肉串」,「炒貴刁」改為「乾炒辣河粉」,馬來菜的 Lasak,一百年來,都叫叻沙,魚湯底和香料熬成的湯粉,叻沙就叻沙,看懂就叫來嚐,看不懂,馬來西亞沒有義務遷就你改成「香料魚湯河」,不喜歡?沒得投訴,滾蛋好了。

正如香港人叫的士,香港人到了新加坡,人家叫德士,你只消眼珠轉一轉,也猜到指的是計程車,那邊的中國移民,定居下來,也不叫「打的」,跟着本地人說「叫一輛德士」。

入鄉隨俗,客從主便,是做人起碼的禮儀。香港人做殖民地太久了,連高官和議員都把中國稱為「宗主國」,大陸自由行的大爺,都是「宗主」,自己都是「下奴」。

百般逢迎,也有粗疏的地方。譬如這家 Agnès b,來自河南四川來的大款哪都懂得這個洋文的複雜發音呀?人家美國的Haagen-Dazs,大陸不都「漢語音譯」叫「哈根達斯」,像Kentucky一樣,叫「肯特基」嗎?

那麼將軍澳這家,先把招牌大陸化的改一改,叫「艾格納斯.比」。

但「艾格納斯.比」唸得快,會唸成「愛死那個B」。自由行豪客,大包小包抱着回到山西太原,向鄉親大叫:「俺在香港吃東西,愛死那個B,在將軍澳,那個B裏面的黃油,素質可高了,俺閉上眼睛一舔,鹹鹹的,香香的,一舔就知道不是地溝裏流出來的東西,俺一吃就是三塊,打包了二十塊,香港那個 B的黃油,就是好,鄉親們嚐嚐,看,人家香港不也共產黨領導?聽說叫梁震陰呢,真有水平……」


溫家寶用正體字
2012年04月14日

香港人用正體字、說粵語,是香港人基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除非你自己活得毛躁,由「知識份子」帶頭,把正體字也當做「英國殖民地罪孽」之一種,自己刪除掉。

正體和簡體,本來不是問題。一九四九年之前,清朝和民國,都有簡體,像「欄桿」與「欄杆」,「讎寇」與「仇寇」,「姦黨」與「奸黨」,都正簡相通,和平共處,民間自然流行,那時的中國有點文化邏輯,即使簡體,簡得顧及美學。

反智的問題,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簡體字強制推行,滅取正體,變成「國策」。毛×東推行簡體,動機是對中國精緻文化天生的仇恨。中國的正體字不但有美感,也有結構上的道理,但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把象形中文字體的理性和感性蓄意摧殘,因為要遷就不識字的「工農兵」。簡體成為政治霸權,與「無產階級專政」一樣。

當代的簡體字,第一個特徵,就是醜陋。工廠簡成「工厂」,那個「厂」字,裏面的東西掏空,以中國的毛筆書法,「厂」字不可以平正均衡,「廣州」的「 广」字也一樣。

「特區政府」變成「特政府」,特「區」字裏明明有個「品」,現在「品」沒有了,變成一個叉叉。中國古代斬首時死囚木籤上的名字,就打叉叉,難怪「特政府」的高官董建華、曾蔭權、許仕仁,一個個下場都很不愉快。

簡體字,令人數典忘祖的改了姓。譬如明明姓蕭,以後都改姓「肖」,明明姓傅,改了付鈔的那個「付」。中國的工農兵,既然是文盲,就是賤民,摧殺文化,為了遷就賤民,難怪一代比一代反智。

中國總理溫家寶,就知道殘體字會導致腦殘。溫家寶簽署的特首委任狀,毛筆,正體,寫明「溫家寶」──香港的護殘奴才,睜大眼睛看清楚:你們的主人,不希罕你們主動用簡體來靠攏擦鞋,溫總理比你們有品味和見識,比你們有尊嚴。


擁殘棄正
2012年04月15日

文字當然隨時代演變,但「演變」不等同「敗壞」。像香港的旭龢道,這個「龢」字,明清的士大夫書法常用,但筆劃畢竟繁多,後來「和」這個俗體,漸取代了「龢」。

但香港今天的旭龢道,沒有跟着改,不必改,因為這是歷史,中國前政協主席李瑞環說:香港是一隻紫砂茶壺,壺裏的茶漬,存而彌珍,你們香港的笨蛋,不要以為拍共產黨的馬屁,主動把茶漬刮掉。

李瑞環當權的時候,香港一些奴才恭敬聆聽,沙發只敢坐半邊屁股,就像曾蔭權在胡錦濤面前筆錄:是是是,領導人講得真對,奴才一定照辦。

李瑞環退休下了台,新主子沒有再拿紫砂茶壺的典故來說事,於是人亡政息,港奴失憶不再認舊主,把紫砂茶壺的舊漬一層層刮掉。

最近流行把「港英」留下中文正體,當做「地雷」。在電視上,演慣清宮太監的三等戲渾,也李蓮英上了身,叫嚷若堅持正體字之兩制,就是「文化霸權」。

智商越低的人,越喜歡用西方白人的學術理論詞彙掩飾他們的愚蠢。「文化霸權」啦、「文化多元」啦、「弱勢社群」、「平等包容」呀,什麼的。

但這個世界,口號是假象,嚴格的分等級,挪威、瑞典、丹麥及其公民,品味修養、人命價值,跟非洲盧旺達一名部落酋長,絕不平等。

孟子說:「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歧視蠢人,崇優鄙劣,多靠近優資良品,是做人的基本宗旨。

譬如在鄰近地區,看見「刀削面」、「北京拉面」這等 麪店招牌,就可以假設店主的智商是低級的。智障煮的 麪,你敢付鈔光顧?很勇敢。一些歷史論文,或者宮闈電視劇,忽然出現了「干隆皇帝」、「慈禧太後」之類,也可以半途棄置。

殘體字令一個民族跨代低智,偶而自己的頭頭也尷尬。譬如胡耀邦,一度寫成「胡邦」,從「夭」而終,胡耀邦先生發覺了,很不吉利,於是把「」字禁掉。廢簡復正,但只限於自己的名字,胡耀邦有點自私,但來不及了,結果真的難逃飲恨夭亡之命,此亦豈擁殘棄正之報應歟?

當然,中港融合,逐步同體歸宗,也是應該,正體字確實是英國人彭定康留下的陰謀,蓄意分化香港和祖國,梁振英逐步廢正體,由 Agnès b開始,與立法二十三條一樣, This is what香港 deserves,我全力贊成。


學術說殘體
2012年04月16日

當代的簡體字,與民國和清末的一代不同。以前的簡體字,有字義上的邏輯,譬如「尘」,微小的土,便是「塵」;「体」,人之本,就是「體」,三人之「众」,即成「眾」,兩個人一起走「从」即是「從」,民國簡體,官方公佈僅三百餘字,簡正並用,沒有下令以簡代正,凡用正體字者,就是「帝國主義走狗反動派」和「階級敵人」。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殘體,以「革命」的政治高壓,逐步亂來。這類殘體字,令兒童和初學者混亂,譬如:野鷄的「鷄」字,簡化成「鸡」。即是以一個「又」字,取代了「奚」那半邊。

可是,中文的正體,「鷄」有兩寫,也可以作「雞」。以「又」代「奚」,以此邏輯,「雞」的簡體又可作「难」。
但是,「难」卻是「難」的簡體。這就是邏輯的盲亂。中國的小孩,三五歲就被愚昧的中國父母,以愚昧的簡體來亂指揮,長大了,變成腦殘,是很自然的事。

還有蘭花的「蘭」,簡體為「兰」。
但是欄杆的「欄」,簡體為「栏」──那麼這個「兰」字,代表的正體,到底是有草花頭,還是沒有?

連藍色的「藍」,也通叫「色」;特徵的「徵」,變成「特征」,舞蹈變成「午蹈」。一度連「邓小平」那個「邓」字,也嫌煩,大陸的工農兵文盲,亂簡一氣,在農田邊批鄧,標語寫成「打倒邒小平」。「又」和「丁」,不同樣是兩劃?

即使民國公佈的簡體字,蔣介石贊成,教育部長戴季陶反對,寧願辭職。事後證明,今天的臺灣,以正體字來區隔與對海地區之不同。臺灣開放大陸旅遊之初,臺灣的小商人不辨輕重,告示餐牌,改用簡體,中華民國官方網站,在馬英九總統令下,只用正體,並飭勸國民:不要遷就,用回正體。

在這個骨節眼上,馬英九懂得文化,也懂得政治。馬英九其實也不必太聰明:只要看着香港,一干太監、三流知識分子、官員,一窩蜂「文化包容」的亂叫,取悅逢迎,只要馬英九頂着愚蠢的香港做對衝,香港一窩蜂向東,臺灣偏向西,香港左,臺灣向右,一定不會錯。

2012年3月23日 星期五

陳雲:霸權規劃 瓦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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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三地政府構思的「宜居灣」,原來是移居灣。

上月,瑞銀投資研究執行董事王震宇認為,香港窮人買樓難,這些「低增值人士」應該離開香港,以騰出空間讓高增值人士來港。港府坐視樓價高企而貧者困厄,原來有流徙人口的作用。怪不得,英治時期的「二元經濟」格局,近年銷聲匿跡。

所謂二元經濟,是用補貼地租的方式,照顧在高地價及知識經濟影響下的貧者,另外為他們開闢租金的居所和謀生空間,居所如公屋、居屋或新界寮屋,謀生空間如農田、工廠大廈、小販區、屋邨商場及街市等。董建華時期,主張以公營房屋及本土經濟照顧低收入階層,曾蔭權上台之後,卻完全放棄了照顧貧者的政治責任,原來中共的管治思維有大變動。

從宜居灣文件的規劃思維可見,中共正準備用人口流徙的方法,瓦解香港社區。曾蔭權政府樂得安閒,只須順應北京的命令,將香港貧者流徙內地,騰出空間,使內地富人南來填補便可。這是用高地價政策為工具,進行階級清洗。

由於香港的民心與制度不同,成了近代中國的政治顛覆基地。中共乃極權統治,對港策略並非成全香港以成全中國,而且消解香港以消解中國,使中國成為富商租界,中共則是奴隸監護人。

此前,中共用金融控制、產業空洞化的方法迫使香港的上層階級就範,此後,將用空間政治的方法,高壓規劃香港,將金融、物流和創意等產業稀釋到內地,整個香港被中共消解。

人口流徙是共產極權政府統治的慣技,剷除農業社區,使人離去鄉土,不能組織鄉黨抵抗,遷移城市貧民,使知識階層與底層勞工無法接觸,用地產公司管理社區,消解市民的自主意識,不能團結抗爭。

保存香港整全的城邦性格,不是為了香港獨立,而是為了救中國。只有香港才有意外形成的現代化公民性格(誠信、自由、開明、守法),這種公民性格,是中國現代化亟需要的。然而,香港的公民性格必須寄託於整全的城邦社會,拆毀舊區,剷除郊野,流徙貧民之後,單是香港的中產階級是無法維繫香港的公民社會的。

宜居灣計劃,是謀殺香港,也是剷除中國境內唯一可供參考的現代社會典範。然而,賣國求榮的中共,於此是毫不憐惜的,因為現代文明社會和公民精神,會革共產黨的命。

陳雲:「宜居灣」毀滅香港城邦格局


粵港澳三地政府倡議研究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東莞及中山六個地區融合,諮詢過程不動聲息,後果卻是非同小可。該規劃建議香港的郊野公園、邊境濕地和荒野與內地用鐵路和道路打通,郊區成為住宅區,市內的金融和航運物流服務部分內移,舊區和古蹟成為內地人的文化旅遊消費區。

規劃得具體而微。然而,香港是漸進發展的先進地區,大陸是畸形趕急發展的落後地區。這個規劃,猶如英國或美國政府要將倫敦和紐約的城區布局重新洗牌,可謂匪夷所思。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更有地理和生態上自給自足的城邦布局。宜居灣規劃有兩個目的:稀釋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並且殺滅香港的城邦布局。在經濟上扼殺香港,在政治上殺滅香港。一箭雙雕,此乃毀滅香港城邦生態的外科手術式的大動脈放血行動。香港邊境的綠帶和郊野,保護香港的生態完整和農業生產,是香港自主城邦的綠色長城。此計劃是用外科手術,將保護帶刺穿、放血,毀滅香港的城邦性格,然後植入外來的癌細胞或細菌病毒,侵佔宿主,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一個普通商業區,而且人口以內地富人為主,香港本地窮人將內遷大陸。該計劃之下,香港將徹底的城市化和士紳化,打散原住人口的身份認同和共同價值。此後,香港民主鬥爭所依賴的本土意識便沒了根基,民主勢力自然瓦解。

英國人悉心建設的香港城邦生態格局,是香港人的福氣,也是中國人的福氣,卻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宜居灣的操作模式,是運用內地政府的強力行政權力,「輔助」港府規劃土地及興建高速交通網絡,再用地產財閥的市場權力,界定各地的地產價格,然後用地產的力量將香港窮人(九成的香港人)流放內地。這是跨境運作的中港官商勾結之下的超級地產霸權勢力。

中共是冷靜而殘酷的現實主義者,用時間換取空間,是中共慣用的謀略。中共在二〇〇三年「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失敗之後,在二〇一〇年將直選時間一再推延,換取得來的時間,改用「空間政治」的方法瓦解香港,破壞香港的城邦性格,將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基礎拆解。

這是比二十三條立法更為毒辣而又容易得逞的「香港斬首計劃」。 

2012年3月7日 星期三

林行止:揭陰私鬥惡毒 去英化撐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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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轉載】一、以為在北京直接及其在港代理人的間接操控下,行政長官選舉會和諧進行,一切幕後規劃,由選角總監篩選出來的演員自會聽導演指示依照劇本做戲,哪知嚴重的建制內部利益沖突讓這出政治大戲亂了套,演員不按照劇本演出的主因,竟然是出現兩個合法合格的導演。

這出不按劇本演出的戲擾攘多時,身在戲台上的人,為了當上唯一主角,學足西方政客的「挖糞」伎倆,互數對手不是,結果不但暴露了這些政治演員種種見不得光的糗事,連捧場得力的友好亦被拖落水。擔綱演出的人付出不小代價,看戲的香港人目不暇給,只是,「不亦快哉」之餘,有心人難免要為香港政治前景興歎,搜集黑材料建立黑檔案以備必要時抹黑、打倒對手的把戲已引進香港,有權力有能力這樣做的人,將成香港政壇主宰,這不僅令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黑手文化」在香港紮根,還會成為貪腐新溫床!

在黑材料籠罩下,「班主」含蓄表態,導演爭奪戰告一段落。已處下風而又無法跳出此困局的演員和捧場客,為求自保,不暇自顧,演出難免荒腔走板,導演縱有餘力,亦無所施其技;其對手雖因本身的缺失而未能占領道德高地,卻因有機可乘,漸漸成為唯一主角,今後「照本宣科」,依照劇本在導演指導下使出渾身解數……。


二、中國政治絕不透明,「評論者」(說猜度者也許更恰當)只能根據有關人物的言行、有關事故的發展,揣測其發出「訊號」的含義;這種方法極不科學,有時測得准有時測不准,實屬必然。

身為國家領導人的前行政長官董建華隨侍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外訪數天,不難被解讀為這是他對政事看法有一定影響力的「訊號」,由於董氏力挺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有人猜度那數天的近距離接觸中,習、董曾觸及香港「政情」,而董氏趁機或以漫不經心的姿態在習氏面前為梁氏美言,不足為奇。前天習近平會見港區政協委員,與梁營急先鋒劉夢熊和梁氏少有的地產界支持者羅康瑞「熱烈握手」,雖無當年「江握手」的震撼,卻亦傳達了對梁營健者表示慰問的「訊號」。上述兩樁看似不經意的「小事」,令人有梁振英已成為這出政治戲主角的聯想,合理之至。有關「習握手」,唐營「自我感覺良好」的解讀是不具說服力的,因為中共官場論資排位的明規矩十分嚴格,劉羅的「頭位」是「被安排」,不可能是他們自己爭取(一早排隊)得來的,而「排頭位」傳達了受重視的強烈「訊號」!

以香港人的「醒目」,政圈中人很快便會領悟「京意」,棄唐營投梁營的人必然日有數起,那些表示會投「白票」者在導演不准「流選」的指示下,亦會改變初衷。「形勢比人強」,要在中共手下討活,聞京樂起舞是最基本的條件。


三、參與這場假戲真做的政治戲有兩大輸家。其一是泛民代表、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不過,他有自知之明,一早擺出「陪跑」的姿態,「打定輸數」,其所以不存僥幸之心,皆因他知道胡錦濤主席不可能專程來港頒發「治港證書」給他;作為支聯會中堅分子,何氏早被褫奪北上資格,他若當選,便只好有勞胡主席南下了。這當然是笑談,但泛民尤其是民主黨打慣政治敗仗(結構性「缺陷」令泛民在政治命題上必敗,但民主黨仍認同這種制度、參與這場演出,真是奇哉怪也),再輸一場,平常事耳。

另一位輸家是行政長官曾蔭權,他本可「政治中立」、置身事外,卻於有意無意間卷入漩渦,遂引爆連串令他數十年規行矩步的公仆生涯蒙羞同時令整個公務員隊伍誠信廉潔受質疑的「貪小便宜(對中產遑論無產的市民而言,是「大便宜」)醜聞」。從在立法會質詢大會上的表現,曾氏不能認錯(廉署已立案調查他是否犯錯)卻有歉意,但其小家子氣的格局,已使他無法步其上任後塵,出任中央政府要職(以他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的表演,他為北京當國際打手是完全勝任的),這雖符他一再申明退休後沒有政治野心的宏願,但灰頭土臉引退且不能住進巨宅,不無遺憾之情溢於言表,彰彰明甚。不過,一如本欄二月二十八日的分析,即使有違香港民意(北京什麼時候曾俯順港意?),北京亦不會要他突然落台的。事實上,曾氏在鏡頭前轉述領導人要他好好做好餘下的工作,已算是北京對這位表面上恭恭謹謹的代理人的獎賞了。薪津比同級中國官員高逾數十倍的香港行政長官仍這麼貪占民間的「便宜」,薪津俱低的內地官員占起「便宜」來便更理直氣壯!


四、只要內地未建成國際公認的金融中心,中國希望香港不變,是真心誠意的。在此前提下,筆者以為不管誰當行政長官,有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體制不會變,那意味香港商界尤其是物業財閥怕得要死的梁振英上台,變的亦只是微枝末節而根本格局將紋風不動。

在根本格局之外,由於「五十年不變」之期已過近三分之一,不論誰當權,都要開始為與內地合軌而做點具體工作;而這種工作,由非英國師傅調教出來的司機掌舵,比有英治餘緒的官員擔任,會做得比較徹底。

這類具體工作主要是「去英化」,在英國人最引以為傲的公務員尤其是政務官制度的廉潔性受質疑的現在動手較為方便。下屆政府起用更多未受英制熏陶者出任特區政府各級官員,必蔚然成風,到了二○四七年,特區政府已再無英治痕跡。如果屆時香港繁榮如昔,便足證明「英國人能中國人亦能」這條富民族氣節的「大道理」。新加坡立國初期,開國元勳李光耀總理問計他的荷蘭籍顧問(筆者寫過,此刻偶忘其名),怎樣做才能使國際社會保持對新加坡的信心?顧問的答案有二。其一是別拆除與英國殖民者有關的紀念碑和雕像(當然更不要改殖民地氣息濃厚的地名街道名);其一是別讓共產黨幹政(捉個幹淨最佳)。這些方法香港仍然適用,不過程度已不若新加坡重要,以香港的國際地位,更多取決於內地的政治開放程度與經濟成就;而現在的共產黨性質已變,可說是名實不符,是賺錢黨,只要它不公然把持港政,便無大礙!

由於互揭瘡疤的選情十分醜陋,兩營的人都怕對方上台後便「選後算賬」。筆者以為這種可能性不大,以力求和諧創富(「和平包容穩中求進」)才是北京所願見的局面,因此不應有什麼「大動作」。筆者還以為,若梁振英「奮鬥成功」,還會把物業僭建合法化(建築師證實對物業結構沒有影響的只要補地價便不予追究),如此「唐宮」便可化險為夷;而曾蔭權亦可能受立法會譴責便了事。沒有刑法的糾纏,表面和諧不難達致

2012年3月6日 星期二



林忌評論:特首混戰與一國兩制的真偽

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html

原文及聲音版本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2012 年 2 月,香港的政治新聞比起娛樂版更有娛樂性,報紙頭版「每天一爆」,由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僭建風暴」,到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的「西九門」、「城大門」的隱瞞利益「疑似」虛假陳述,兩位特首候選人,力搏北京的欽點之餘,現任特首曾蔭權則同時被派系鬥爭攻擊,被爆出多次接受涉利益衝突的富豪傀贈及豪華款待,自香港七十年代廉署掃蕩貪污案之後從來未有過,港人驚覺原來多年權貴竟可如此貪腐,傳媒竟毫不知情或故意不報,令市民大感失望,民情嘩然。

前港督彭定康曾提出過一系列問題,去審視一國兩制的真偽,現試著回答一下,當知道香港有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

1. 香港是否仍然擁有一支精明能幹且能秉承一貫專業精神的公務員隊伍?身居要職的人員是否深得同事及廣大市民的信任?他們是否純因本身的才幹而獲聘任? 

林忌答:目前香港的公務員士氣低落,凡事皆以政治作考慮,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已經成為慣例;身居要職者,完全失去同事及市民信任,由局長、副局長到政治助理,皆因政治原來獲得委任。

2. 特區政府是否根據本身的政策,自行編製財政預算,還是受到壓力,須按照北京所定的目標行事?

林忌答:特區政府多次依受到北京壓力,依北京所定的目標行事,由 2008 年的四川撥款,到 2010 年的 669 億高鐵,以至港珠澳大橋,或者天價買東江水等等,全部都是以大陸方面來考慮,而缺乏財政自主。

3. 香港金融管理局是否在不受外力干預的情況下,管理香港的外匯基金?香港在國際經濟組織中,是否表現出真正自主?

林忌答:港交所、銀行公會、以至大半恆生指數,都變成由國企或大陸人主導,香港在國際經濟組織之中,愈來愈缺乏自主性;因為凡事皆背靠大陸,香港還剩下幾多分競爭力呢?

4. 香港的立法會究竟是因應香港市民的期望和特區政府的政策制定法例,還是在北京的壓力下執行立法的工作?

林忌答:香港立法會根本不依市民期望立法,而不斷只關注北京利益來立法,由不斷重提愛國廿三條,到拒絕修改基本法解決雙非,以至全民反對卻堅持到底的自駕遊,還有封殺補選的替補機制,全部都是北京決定。

5. 香港的法院是否繼續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運作?廉政公署是否繼續大力打擊各類貪污活動,包括那些可能涉及中國利益的活動?香港在執法工作方面,是否會繼續維持本身的國際聯絡網?

林忌答:香港法院多次受釋法威脅,執法機關則經常放生權貴。廉政公署對涉及中國利益的活動視而不見,特首公然接受利益輸送,令市民對執法機關愈來愈不信任。 


6. 港粵邊界狀況是否維持不變?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是否繼續實施獨立的過境管制?

林忌答:港粵邊界開始取消禁區,政府制訂甚麼「移居灣區計劃」;實施「自由行」之後,入境處則無力打擊種種違法問題。

7. 香港是否仍然享有新聞自由,可以不受約束地報道中國的消息,以及一些會引起中國強烈反應的消息?

林忌答:香港新聞自由排名大倒退,中國報導紛紛自我審查,一些會引起中國強烈反應的如西藏、新疆消息,則可免則免;

8. 集會自由是否會受到新的約制?近年舉行的周年紀念活動和晚會是否仍舊准予舉行?

林忌答:集會自由不斷受到新的約制,由「公眾娛樂條例」去打壓六四展覽,以公安條例去打壓示威,甚至以混亂安排去搞亂六四集會。 

9. 駐港的外國記者和傳媒機構是否可以繼續自由採訪,不受管制?

林忌答:駐港的記者和傳媒採訪遇到執法機關的不合理以至暴力對待,採訪自由被規限,政府經常當傳媒作「傳聲筒」,只希望傳媒單方面刊登新聞稿。

10. 人們以和平方式表達對政治、社會或宗教的意見,會否受到迫害或騷擾?

林忌答:在一些親政府的機構、教會當中,人們以即使以和平方式表達意見,已會受到種種排擠、迫害或騷擾,令人閉口不言。

11. 香港在不斷演進的期間,是否會繼續以公平和公開的選舉,選出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法會議員?

林忌答:不公平選舉依舊,還產生「種票」問題,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法會議員只佔少數,而多數卻是由小圈子選出。

12. 支持民主的政界人士能否繼續活躍於香港政壇,還是會在外力壓制下,被擯諸局外或受到排斥?

林忌答:支持民主的政界人士在北京經濟及政治壓制下,被政府擯諸局外、排斥、以至邊緣化,還振振有詞說:「親疏有別」 

13. 在《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訂明的各個範疇內,行政長官是否真正能夠行使自主權?

林忌答:在《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訂明的各個範疇內,行政長官已淪為一個執行北京政策的傀儡,人人繞過特首,由近至去西環中聯辦,遠則去北京請示、請願,視特區政府為無物,已經成為主流。

從上述十三條的回答,當可見到香港已經幾乎完全淪陷,九七至今才十五年,「一國兩制」經已玩完,成為北京權鬥的伸延,上演著兩派代理人,為了香港政府的「代理權」而惡鬥;無論誰做特首,都不會改變上述的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