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陶傑:敏感 話題

陶傑:敏感 話題


壹週刊】英女皇登基六十周年鑽禧,與今年倫敦世運同步舉行。前首相貝利雅為什麼要爭辦二○一二年的世運會?原來一石二鳥,同時宣播母儀天下的國威。英國人精於貿易計算,反正都投下巨大的反恐保安成本,不如雙慶合一,在世界上又展示了一次無與倫比、別的國家流口水做夢也想擁有的所謂「軟實力」,一直不動聲色,確是高人。

香港人至少有三代是在英女皇的光澤裡長大。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除了在上海街四姑六婆的接生所出生,無論瑪麗醫院還是那打素,睜開眼睛看見牆壁上的十字架,三、五歲長大,香港的 衞生署、警察局、辦身份證的人民入境事務處、教育司署、官僚的辦公室,排隊領申請表,必先見到牆上一幅年輕的英女皇像。

去郵局買郵票,花生油和食品包,寄回大躍進饑荒的大陸,郵票的肖像也是英女皇。當大陸的飢民接到香港救濟的郵包,第一眼看到的也就是地址姓名右上角的英女皇芳容。對於英國人,這也是最理想的文化宣傳。寄郵包的慈善行為,固然是閣下順德村落二百多公里外的一位香港親戚,但不要忘記,殖民地香港有得吃、有得穿,分別在香港的肖像是英女皇,跟你們貴境的那幅「毛主席像」是兩回事。

英女皇,香港從小叫做「皇阿媽」,又或者「事頭婆」,有廣東人庸俗的戲謔之風。在香港華人的深層意識裡,香港由「皇阿媽」最高統治,迎合了中國人接受帝王權威的期望。沒有一個皇帝不行,但一八四一年一場戰爭,給香港四百萬人因緣際會,送來了好皇帝:佐治五世和六世、英女皇,還有更早的維多利亞,從來沒有在香港徵稅徵地,選拔民女或壯男,運回倫敦白金漢宮以供享用。英國歷代皇室,也沒有在香港興過文字獄——當然香港華人不敢對皇室不敬,偶然也試過報紙編輯起標題挖苦兩句,像瑪嘉烈公主飛抵啟德機場到大會堂出席歡迎儀式,香港報紙標題就出現過「禮炮二十一響,送御妹過海」遭受問話警告,但也沒有封報館、誅三族——總的來說,香港人對英皇殖民地管治非常滿意,在英女皇治下安居樂業,許多人從木屋雙手拼搏,住上了山頂,英女皇從沒居功,反而在撤出前發表講話說:「你們長在我們的心懷」( Our Hearts Are Always With You)。

伊利沙伯二世在位六十年,英國平民也百感交集。正式登基於一九五三年,這時英國剛打完仗,滿目瘡痍,窮得不得了,許多人不知道,遲至一九五七年,英國平民買肉還要持配給證排隊。美國崛起,亦即英國衰落,美元取代了英鎊,劍橋經濟學家凱恩斯到美國找羅斯福求救,羅斯福暗地開出條件,叫他轉告邱吉爾:要美國參戰可以,但戰勝後,英國不可以再維持日不落的帝國。

英女皇的一生,目睹了帝國的衰落,但又不像《紅樓夢》的賈母,目睹榮國府崩解的滿懷淒涼。因為《紅樓夢》裡的賈府,全是資本累積成的豪門,對文明無甚貢獻。但英帝國三百年,在世界各地留下了法治、基督教、英國的理性思維,即使不再向印度派總督,今天印度人滿口英語,精英中產也視英國為文化宗主,這是英國巧實力( Smart Power)堅韌之處。

英女皇不是慈禧太后,在皇宮三頓飯,吃得簡樸。飲下午茶,兩塊餅乾,一壺 Earl Grey,還沒有半島茶座那三層碟塔花樣之多。英女皇不崇尚華衣名牌,何曾見過她穿 Chanel、拿 LV手袋?因從小目睹帝國家道中落,反而知所進退,胸襟遠大。

經歷過戰爭的人,都有成熟的智慧。英女皇是英國最不自由的人,處境甚於囚犯,因為即使坐牢,還有假釋的一天。英女皇一生不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二十多歲時,她何嘗不想跳阿 Go Go、穿三點式,與老公鴛鴦戲水?何嘗不想聽幾個鹹濕笑話開懷大笑?看見加勒比海風光明媚,何嘗不想訂張機票下星期上飛機去曬幾天太陽?通通不可以,一切行為要服從國家意志。

英女皇最令人感動的地方,是發表演說,她從來不說「我統治這個國家」( My Ruling Of The Country),她只說「我服務這個國家」( My Service For The Country)。皇帝與國家的關係,怎會是 service?此一觀念,就令遠東某大國的農民人口永難明白。

香港人有福了,經歷了英女皇的精神管治,中國的帝王崇拜有適當的渠道,但又擁有巨大的生存和思想空間。今天香港人尊崇法治、熱愛自由,做生意講合約精神,奶粉和食品堅持清潔 衞生,盡量不放三聚氰胺和添加劑,香港無論如何蠱惑奸猾,也堅持「虎毒不食子」,不會殘害自己的下一代,此等倫理道德的底線,都是英女皇管治時塑造而成的。

這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大陸人看香港人,感受到許多無法形容的差異:你們香港人如何如何,雖然同是所謂炎黃子孫,像大陸毛派孔慶東之流,永遠覺得香港人是異類。不錯,對於這種人,香港人永遠是異類,不會,也不願,變成跟孔慶東毛憤們一個樣。說是什麼「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也好,說香港人性格難馴也罷,英女皇鑽禧六十年,回首前塵,欷歔無限,因為英女皇——這位只來過香港訪問兩次的異國貴婦,與遠東一條漁村結下世紀奇緣,從此令香港跟鄰近地區,就是不一樣,即使慢慢在變,在歷史上,將來許多人都會記得:至少是曾經不一樣。

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廖咸浩:那夜,我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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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6, 2012


廖咸浩:那夜,我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

【明報專訊】編按:兩岸文化交流愈來愈繁密,在好些交流場合,都有人提到繁簡字課題,引發不同規模的爭議。本文作者廖咸浩,是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曾任台灣文化局長;他在一個徵文活動後的晚宴,與大陸學者交流時,出現了一段引人入勝的小插曲……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導師曾半開玩笑的問中文寫起來快還是英文。同學們都還沒學過英文便都很好奇。導師說:當然是中文快。於是他舉了三個例,一是「一」字,二是「百」字,三是「千」字,和對應的英文字(one, hundred, thousand)一比,當然是中文快。同學們看完這些例子,都忍不住為了中文戰勝英文而拍手歡呼。等到上了初中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當然,今天我已是英文系教授,也有了些許語言學的知識,才又發現不論是語言的文化價值或實用意義,都不能只由書寫速度來判斷。但今天我要談的並不是中英文的議題,而是簡正體字的議題;也不是要談孰快孰慢的問題,而是要探問「書寫快慢」與中文學習難易的關係。

用簡體字學習具效率?

在某個兩岸評審各半的徵文決審場合,在我的主持下極有效率也極為和諧的完成工作。之後在主辦單位招待的晚餐席間,大陸某位評審有感而發曰:「如果兩岸的各種協商都能像我們這樣和諧,兩岸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眾人聽了也連連稱是。酒過幾巡後,不知不覺大家又談到了為了增進兩岸交流就不免會談到的簡正體字的問題。我因為忝有些許語言學知識,又曾有文化政策的經驗,而且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內,為了導正一般人對漢字(尤其是正體字)的偏見,並重新評價漢字在全球化時代的意義,還開辦了第一屆《漢字文化節》,因此不免對簡正體字在學習效率上的優劣有些話要說。這時候某位大陸評審表示自己對此也有些研究,便開始持反面立場力陳簡體字之正當性與優越性,包括許多常識性的論述,諸如,在漢字的歷史中,也不斷有簡化的企圖啦,國民黨也曾想要簡化漢字啦等等。當然,最重要的觀點(也是最常見的大陸觀點)便是,簡體字筆劃簡單寫起來快,大大提高了識字率。前此在報上還曾讀到有廈門某教授附和這個說法,公開宣稱因為大陸使用簡體字,所以識字率比台灣高云云。若要把大陸的識字率和台灣(或香港)比較,上述說法就必須受到檢驗了。大陸現在的識字率比民國時期高應是必然的,但如果國民黨繼續統治大陸,或大陸沒有改用簡體字,識字率會不會更高?才是值得問的問題(而且這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就此只要把大陸的識字率與台灣或香港(這兩個使用正體字的社會)的識字率一比較,答案立見分曉。

他們是不會改的

何以如此?並不全然是因為社會安定的成果,而是,寫起來快與學習容易,在任何語言都不是同一件事。就簡體字而言,兩者之間的連結更為脆弱。原因很簡單,漢字並不是大家想像的純粹「圖畫字」(pictogram)或「表意字」(ideogram),而多是形聲字(phonogram)。也就是說多數漢字可以經由「聲旁」來判斷讀音,所以我們學「鄧」「燈」「凳」這三個字時,第一,不是每次都學一個全新的字,而是學「部首」加上「登」這個聲旁。第二,不是死記筆劃,而是經由聲旁舉一可以反三,學會一個就等於學會三個,甚至更多(如瞪、蹬、鐙等)。中文常用字原先有八成以上的形聲字(非常用字比例更高),因此小孩才能常依「有邊讀邊,沒邊讀中間」的方式猜到新字的發音,從而快速學會新字。然而,簡化之後,常用字中的形聲字大量減少,已降到四成以下,於是,「邓」「灯」這類行書或來自方言的俗字就只好死記了,而且前二字與「凳」也毫無關係,無法相互燭照,舉一反三,達到加速學習的效果。

我在這位先生的宏論後舉了以上這個例子,但我也強調中國人使用漢字的方式向來都是「識正書簡」,亦即學習的對象是正體字,但私下書寫時則是草字、俗字、簡字樣樣都來。如此既能維持文化及歷史的傳承,書寫也能便捷。但傳統上中文使用者(包括我自己)都沒有特別學過簡體字,完全是在成長過程中一路撿來的(pick up),然而,所識簡字已足以閱讀大陸的書刊。因此,我認為大陸的文字政策可以適度調整,回到中國傳統上使用漢字的方式,就像台灣一樣。

話剛說完,這位先生突然說,臺灣的「臺」用簡字是不是寫起來更快呢?我愣了一下,才很審慎的回答,快慢不是我的重點呀?我要說的是「識正書簡」才是咱們……話未說完,突然聽他冒出一句「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告訴你,我們不會改的啦!」這個原本印證了兩岸可以和諧溝通的飯局沒想就到此為止了。我心中不免自責我的多話竟破壞了和諧,但話又說回來,我能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而不會輕易被和諧掉,是否又該稱幸呢?

作者簡介: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2003至2006年繼龍應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廖教授的研究範疇甚廣,包括:中西現代詩、文化政策、精神分析、紅學、台灣文學與電影等。在學院以外,廖老師是詩人和業餘結他歌手。著有散文集《迷蝶》、論述作品《美麗新世紀》、《愛與解構》等。

[文.廖咸浩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陶傑:PP決定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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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5, 2012


陶傑:PP決定輪迴

壹週刊】希臘會不會逐出歐元區,成為世界大事。

德國向歐元區實施的緊縮政策,地中海民族如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平時陽光海灘、紅酒沙龍都受不了。「悠閒」本來是他們千年以來的文明行為藝術——法國人和意大利人是天生領了牌做懶人的。只是他們的懶惰在全球的民族之間,即使懶,也懶成了名牌,懶得有品味,最有型,也最有建設性,世上的民族是不平等的——可惜一旦歐元成為詛咒,經濟破落,「文化」也就要靠邊站了。

希臘一旦退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命運也可想而知。但好好的歐洲幾處器官長了腫瘤,切割也不是,化療也不行,無端端推一副病軀,誰都知道是死路一條。

有點無辜的反而是英國。八十年代以來,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早已看出,貨幣大一統,不是人類的未來。戴夫人因為「反歐」坐成罪名,只是當時「親歐」是一種流行症,就像流行用Prada和Chanel一樣。八十年代開始,英國的新生代崇拜歐洲,法國和意大利,一切都是好的。文化的傾慕,毫無理性地滲透進經濟的判斷。戴卓爾夫人下了台,馬卓安親歐,幸好沒有廢除英鎊,懸岸勒馬,但由於離一場大火的災場太近,燒掉了頭髮和眉毛。

上星期,英國政府的一名經濟學家高德警告:一旦歐元崩潰,英國經濟可能「永遠無法復甦」。

這句話嚇人一跳的地方,是打破了經濟常理:衰退與復甦,像黑夜與白天,不是周期性的交替現象?世界上沒有只跌不升的股市,也沒有永遠漲價而不回落的房地產市場。但英國經濟從此一蹶不振等同亡國,卻不是不可能,因為據高德說:「如果一國的經濟生產力的潛質受永久的打擊,國家增加稅收的能力,也永久癱瘓。對於公共理財,自然也永久受損。」

這句話令人注意的是原文:If you have a permanent impact on the productive potential of the economy。根據高德的理論,香港經濟是永無出頭之日了。

因為香港社會的生產力,已經永久癱瘓。所謂Productive Potential,指的是理性的實業和感性的創意。殖民地時代,香港的Productive Potential一直源源不缺。殖民地時代,香港的Productive Potential,是從上海搬來的紗廠、假髮、膠花。雖然紡織不是香港人的原創,膠花、玩具和電子收音機也只照西方設計發明依樣製造,但滿街的山寨廠,加上大陸閉門階級鬥爭,無所事事,香港的PP一支獨秀。英國人佔領香港,從第一天開始,就把香港定位為出入口港。香港的生產潛力即以此一公式逐步培養。難民湧進來,九死一生,香港像田橫五百士,四百萬人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生產力釋放出來,香港的經濟就健康了。

除了實業,那時香港人還有設計。沒有所謂大陸市場,香港功夫片遠征到波多黎各和南斯拉夫,洪金寶和袁和平應邀到美國發展,這不就是香港的Productive Potential得以全面發功的例證?那時的香港,參與國際市場,有英國下議院的民主母體做靠山,無人可以隻手遮天,包括港督。那時香港人不必民主普選,因為頭頂那片天不同,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的尊嚴和樂觀,就是如此形成的。

大陸改革開放,廉價勞工搶走了訂單,香港的柴灣、九龍灣工業大廈永久荒廢。既然工業大廈不可以重現山寨廠,照高德的說法,香港的經濟潛力就像失去魔術的《仙履奇緣》故事,午夜之後,永久蒸發,一去不復返了。

俯瞰今天的香港,要工業沒有工業,要電影無電影,有一點點設計,但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打不出一席位。流行音樂一度有東南亞市場、大陸市場,那時的太極、Beyond,甚或許冠傑的蓮花樂隊也全部失蹤。香港人的自我審查,導致創意蒸發。中國大陸卻視香港為「顛覆基地」,不斷排放低資質非技術的人口,加重香港社會福利的包袱。一句話,歷史形勢改變,就像殞石擊中地球,生存了八千年的恐龍經歷一場變動,從此絕跡。香港的所謂世界奇蹟也一樣。

好笑的是,中國大陸在幫助香港自殺,香港人一無所知,十五年來的特府也完全懵然。英國面對一片蒼然的歐元區,英國的經濟學家尚知道危機何在:國家的生產力癱瘓了,即如恐龍滅種,經濟即永無復甦之日。這是最新而有力的經濟理論。不要以為復甦和衰退,像佛家的輪迴一樣,人死了永遠有得投胎。高德告訴你:沒有投胎的,進了枉死城永受煎熬,東張西望,那怕在尋找一隻母豬的身軀,想脫離無間地獄?但不要說人和母豬,連隻老鼠也找不到。

英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燃眉之急還懂得一個「驚」字,可笑的是,香港特府的什麼班子,一點意識也沒有。新政府上場,只懂得「興建居屋」,多了一點廉價房子,就有了PP嗎?

高德認為,英國的經濟結構,受歐元區拖累,財相歐司本只一味加稅,就像在沙漠裡企圖開拓水源,找不到點滴的,一個生產潛力永久消失的國家,再加稅也沒有用。零售、飲食、在街上推銷iPhone和售樓書,不是PP而是塘水滾塘魚,「過日辰」的自我荒廢。這種「就業職位」與經濟生產力毫無關係。香港hea足了十五年,還要hea下去。

英國有此自知之明的警世之言,知衰知恥,反而有救。畢竟,除了勞斯萊斯引擎、英語、英超聯、Harry Porter,都是爛船可以全球出口的三五斤釘,而不止是牛津街和哈勞斯的大陸購物自由行。英國不必完全依賴遠東一個民族的口腹物質之慾以生存,但不幸香港十五年來,連銹釘也沒幾根,昔日的實業,已被中國大陸悉數吸納,香港從前的創意,連下層的《老夫子》、《龍虎門》,俱已成為追憶,自由進一步收窄,溫水煮蛙,經濟又如何有生天?

香港的特首再換走馬燈,也不可能投胎轉世,這不是悲觀,而是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