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港「毒」是怎樣煉成的？ 信報 2013年02月20日

急景殘年之際，香港發生了「律師信事件」。筆者何德何能，一篇小眾評論，得各方關注，未嘗不是觸及了社會的某些深層矛盾。輿論或批評或支持，筆者都心懷感 激。一位法律學院學生，來郵對筆者說，事件提供的素材和正反觀點，足夠寫一篇關於「誹謗」的學期論文。能夠引起思想激盪、意見交鋒，令一些人更深入學習、 了解一些大問題，不是每個筆耕者的最好回報麼？事件或告一段落，文章是毀是譽，留待大眾評說。筆者的注意力遂轉到另一敏感話題。

治港京官面對本土主義興起，近日提出「港獨即是港毒」說，用意雖善，其歷史陳述亦相當有力，弱點卻在於未能承認，製造族群對立、催生分離意識的最大力量，往往來自統治集團本身。

遠 的不說，「水災」（水貨奶粉北運成港B之災）便是一例。災難出現了，官員扮「果斷」搞嚴刑峻法，奶粉成為「儲備糧」，在邊界上庶幾等同白粉，帶「粉」客最 高罰款五十萬、監禁兩年。一國之內，為了嬰兒奶粉，竟搞得如此楚河漢界壁壘森嚴，文明世界無有，荒謬之餘，其政治效果則是加深港陸隔閡，意識上向社會大眾 一再提示兩制基本差異不可調和，客觀上打造了港陸之間深圳河之外的又一道鴻溝。此策一出，分離主義的基礎在法制方面加固了，獅龍旗無端又勝一仗。特區政府自作孽也罷，實行此策的行政費用和其他社會代價，市民還得全數啃下！一個源於大陸「神九上天、食環落地」、殆因邊界以北海關貪腐抽「水」而無法消除的現象【註】，港人被迫埋單，梁特首卻第一時間發聲明「感謝」對方關員「努力」。

同 樣令人反感的領導行為層出不窮，港人卻無力擺脫這個縱非完全外來政權也非己出的特區政府。分離主義之火遂慢慢累積、蔓延；「香港人」這個身份概念亦不斷滋 長，從朦朧到清晰，從「自在」到「自為」。一切官方口號如「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乃至新近出爐的「港人港地」等，市民一旦拿來認真， 馬上成為葉公好龍者眼中的一株株可疑毒草，要用各種名義打壓。

鬥死蒙人十六萬

不過，分離意識只會愈打愈烈。殷鑑不遠，只需回到1967年文革初，看看那中共搞的帶有種族滅絕性質的「內人黨事件」。

內人黨，全名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由俄共指揮的「第三國際」督導成立； 由於蒙古根本沒有資產階級，所以內人黨的最高綱領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按照列寧、斯大林的少數民族理論搞民族解放、成立民族自治政府，獨立於當時的中國政府 之外。但運動並不成功，內人黨解散，一部分參加中國國民黨，另一部分則過繼中共。1946年，一些內人黨老黨員帶頭復黨，不過還是失敗，被中共吃掉。1949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大量漢人殖民內蒙，民族自治改為地區自治，實權掌在佔大多數的外來漢人手裏（這種手法港人漸漸熟悉）。慘劇還在後頭。

文革之初，劉少奇、鄧小平帶頭清洗內蒙「當權派」，大批黨員打成子虛烏有的「新內人黨地下分子」，被指投靠蘇修搞獨立；殺戒大開，四年裏鬥死十六萬人，牽連三十四萬人，絕大部分都是蒙族，而當時的蒙族人口不過百多萬（上述數字，出自中共最高檢審判林彪、四人幫時的起訴書）。據筆者在加拿大認識的一位內蒙族朋友說，當年「清洗內人黨」，因為要向中央交數，牽連廣泛，不限於幹部，連他家裏文盲的婆婆，和很多年紀稍大的人一樣，也被指為內人黨，險些鬥死。

文 革過後，搞了所謂平反，但中共絕不放心，怕蒙人仇漢，於是加速漢族殖民，對蒙古文化、語言等的壓抑日甚。結果呢？以前內蒙人聽話，但1997年，海外主張 內蒙獨立的流亡分子成立了「內蒙古人民黨」，與藏獨疆獨連成一氣，傳播蒙族分離意識。筆者在海外幾國遇到的好幾位內蒙移民、學者、學生，無一不支持蒙獨。 中共說這個組織是帝國主義撐腰的反華先鋒隊，不一定全無根據，但並不那麼間單。按毛氏哲學，外因是社會事物發生的條件，內因才是根本，故中共不能諉過於人，對出現蒙獨要負首要責任。建國六十年，藏獨、台獨死結未解，疆獨卻已成形，現在加上蒙獨，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 實，分離主義運動全世界都有，並不限於受「帝國主義包圍」的「社會主義祖國」。大家也許留意到，去年的西班牙區域選舉中，卡塔隆尼亞自治省 （Catalunya，英文Catalonia）的建國運動支持者總票數大大超越反對者。以前，當地比較支持獨立的，主要是左派、工人階級，但現在上流社 會、自由派等，都已大量加入（例如天皇男高音Jose Carreras、頂級數理經濟學家Andreu Mas-Colell等；後者乃卡省現任經濟及研究部長，是筆者的研究院師兄，曾一手建立世界級的巴塞隆拿經濟研究學院，該院現任校長Ramon Marimon，是筆者學長兼後來的論文答辯委員會教授之一，學術主任Teresa Garcia-Mila，則是筆者同窗，故筆者可謂「與獨派關係甚深」！）；西班牙的兩個最大全國性政黨，目前還是反對卡塔隆尼亞建國，理由是憲法不許。 看看這個獨立運動的歷史背景，可更了解分離主義源於專制壓迫這個道理。

分離源於專制壓迫

卡塔隆尼亞民族有千年 歷史；其語言（Catalan）不同於西班牙國語（Castiliano），包含比較多的高盧語（法語的一個重要來源）及意大利語元素。其聚居地方，包括 今天的法、意部分地區、整個安道爾大公國、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由北到南一整片，中心就是西國卡塔隆尼亞自治省，省府巴塞隆拿（Barcelona）則是獨立 運動的「風眼」（另一獨立運動，出現在西班牙北部海岸的巴斯克地區，規模小得多但名氣較大，因為採取暴力手段，搶盡鏡頭）。卡塔隆尼亞本屬西羅馬帝國，一 度被回人統治，十五世紀後逐漸歸入西班牙；因為處於地中海沿岸，故經濟發展較快，兩百年來都是西班牙最富庶、工業最發達的地區。卡塔隆尼亞人早有自己的文 化認同，但產生分離意識、昇華成獨立運動，關鍵則是1936年開始、前後持續三年、可歌可泣然而慘烈不堪的西班牙內戰。內戰雙方，一是復辟派，一是共和 派。

關於這場內戰，英語世界裏流傳兩本不朽著作，其一是海明威的浪漫主義小說《喪鐘為誰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其二是奧威爾的紀實作品《偉哉卡塔隆尼亞》（Homage To Catalonia）。兩本書筆者在大學時都讀過，分別是修美國當 代文學和蘇俄史時的讀本。奧威爾和海明威一樣，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到了戰事的最前線，而且都站在共和派一邊，卡塔隆尼亞則是共和派的大本營。海明威當戰地記 者，有驚無險；奧威爾則是以志願軍身份真槍實彈上戰場，中過彈，幾乎喪命，子彈從咽喉穿 過，差兩厘米便打中大動脈。該場內戰以蘇聯背叛共和派、與英法勢力聯手讓復辟派的佛朗哥得勝上台告終；關鍵的巴塞隆拿之役，共和派主力崩潰，內戰進入尾 聲。在這場內戰中，為什麼卡塔隆尼亞站在共和派一邊？佛朗哥上台後，如何對待卡塔隆尼亞？

 1931 年，西班牙皇阿爾方蘇十三世同意民主普選，選舉之後，西班牙進入「第二共和」。那場民主運動的中堅是當時以工運為主力的左翼民主派；卡塔隆尼亞的經濟最發 達，工業最集中，工人和工會力量冠全國，因此成為西班牙民主運動的大本營。左翼勢力當中，包括蘇聯指揮的第三國際，但以當地無政府主義派的力量最大，托派 則是其盟友。在第二共和之下，卡塔隆尼亞取得首個自治約章，因此是共和的忠實支持者。然而，帝制力量並未消失，復辟派（國民黨）在軍事強人佛朗哥領導下， 於1936年挑起內戰！

本來，有蘇聯物資支持，有大批來自美、英、法、墨、中等國的民間志願軍相助，共和派勝算不低。可是，斯大林不願看到 無政府主義者加上托派死對頭勝出，而且想以暗助佛朗哥這個工運敵人上台作條件，取得與英法合作，一同對付德國意大利，從而增強蘇俄自身安全；因此，到了內 戰後期，蘇共不斷拖共和派後腿，甚至唆使第三國際控制的左翼部隊襲擊其他共和軍。奧威爾在前線看到蘇共的背叛，非常心痛，重傷退下來之後，寫出《偉哉卡塔 隆尼亞》，遙祭在血泊中倒下的共和理想，哀悼參與民主保衞戰的死難同志，後來更成為斯大林主義的最堅定批判者，寫出膾炙人口的小說《1984》、《動物莊 園》。

佛朗哥上台，馬上鎮壓卡塔隆尼亞，五萬多人遇害，監禁者無數，所有共和政黨被取締。同時，佛氏政權對卡塔隆尼亞實施文化圍剿。所有政 府機關、學校、公眾場合，都禁用卡塔蘭語；一切和卡塔隆尼亞文化歷史有關的出版物，都受查禁；有關的公開及私人文化活動，全部視為非法。卡塔隆尼亞歌謠、 舞蹈、節假日慶典，徹底消失。佛朗哥於1975年去世，其後西班牙再度民主化（君主立憲），卡省人始重獲自由，實行更高度自治。

解放軍早晚出動？

不過，歷史傷痕太深，巴塞隆拿與馬德里之間，始終有芥蒂，遇上某些摩擦，從前受過的種種不公，很快湧現在少數民族集體意識的前台，變本加厲；這是很容易理 解 的。劫後的二十年裏，雙方大致相安無事，但很不幸，自2005年起，分離主義升溫。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人認為西班牙中央政府的財策對他們不公。卡省因為 經濟發達，長期以來擔起超額的國家財政責任，補貼較落後地區。這也罷了，但前幾年發生環球金融危機，卡塔隆尼亞陷得很深，向西班牙中央政府求援，後者竟乘 機削減該省的財政自主權，卡省民眾覺得中央政府忘恩負義，獨立訴求一發不可收拾。明年，卡塔隆尼亞將再次舉行政體意向公投，中央政府凶多吉少。

在去年的一篇文章裏，筆者認為「分離主義止於民主」，此說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例如，北愛、魁北克、蘇格蘭等地的分離主義運動，近年有所消退，都是因為少數 民族在民主討價還價過程中得到足夠好處和尊重，令不少人回心轉意（不似港人幾十年來對大陸出了資金花了錢，得到的卻是嗟來之飲丟來食）。然而，卡塔隆尼亞 的最新發展是一個反例；筆者去年的看法已經太樂觀。專制時代結下的仇恨太深，分離傾向因偶然事件加劇，便是民主化了，也回天乏術。這一點，北京及治港京官 皆應有所警惕。在香港，任由台上群小仗權胡作非為，醜事惡行一單接一單，市民不滿卻徒呼奈何；再來幾次假普選，港人當中的自治主張、分離意識必日盛一日。 到了矛盾升級、梁某加緊鼓動群眾鬥群眾、繼而出動解放軍之日，便是港獨出現、港人以毒攻毒之時。歷史規律有迹可尋，並非完全不可預知。

【註】見去年6月港媒報道（www.singtao.com/yesterday/loc/0619ao08.html）

《信報》特約評論員 

南蒙古人對中國的仇恨

南蒙古人對中國的仇恨

幾十年來，中共對內蒙古推行的政策，一是移民，二是同化。現在內蒙古的漢人已經超過兩千萬，牧區、農區、礦區、林區早已人滿為患。牧區全面沙化，牧民已經沒有退路。蒙古人的社會結構已經解體。

漢人的大民族沙文主義極重，把他們漢文說成中文，漢醫說成中醫。說中國包括56個民族，叫什麼所謂的，不倫不類的“中華民族”。又說“中華民族是 炎黃子孫”，把56個民族都打入“炎黃子孫”裏去。共產黨推行漢化政策就是要把所有少數民族都同化成“華夏民族”，成為炎黃子孫。

1947年成立內蒙古自治區，那是蒙古人的高度自治。1949年制定《共同綱領》時，悄悄地把“高度自治”降為低度自治，“內蒙古自治政府”變成了“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加進一個“區”字就把“高度”取消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區域內的漢人與蒙古人共同自治。這樣就打下了殖民政策基礎。於是漢人源源不斷地流入內蒙古，昨天的盲流成了今天的主人；客體漢人超過了主體蒙古人，自治就變成了他治，“小兄弟當家，老大哥作主”成了事實了。逐漸地客家人喧賓奪主，全面奪走了主體自治民族的權利。[red]最後所謂“自治權”什麼都沒有了，連自己內部事務都無權處理 

http://forum4.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4270641

戰鼓擂

 戰鼓擂

明報 6-1-2013

元旦晚上的一張照片令人感慨﹕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名店如林的中環街頭，身穿外套裏頭是白色汗衫，帶着笑意站在亞曼尼店外的馬路中心，左右兩旁幾米 之外是幾十個身穿黃色反光背心的藍帽子警員。之後不久，梁國雄就以「非法集結」被捕。我猜長毛應該讀過「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這天晚上巋然不 動的是梁國雄先生。

寫下今天這個題目時，香港已然進入不能回頭的二○一三年，這是香港公民社會與特區政府各走一邊的時代開始。香港不會再是過去十五年的香港。不管誰當特首，梁振英，唐英年，曾蔭權，董建華，抑或甲乙丙丁，香港肯定不再一樣。於統治者而言，這是一個民情難以駕馭的香港，於公民社會而言，這是一個為了它的自主而打拚的香港。

今年是「星期日生活」十周年，仍然記得當年在陽光明媚的星期天在工作間細讀這一疊文化社會周刊的初始悸動。悸動，是由於二○○三年的香港是政治開 始搖動的一年，而這份周刊的內容若隱若現點出了公民社會主題，然而當時絕對想不到香港的公民社會在二○○三年以後的十年愈發壯大，本土意識抬頭成為抗爭主 流，二○○三年堪稱香港現代社會抗爭元年。那年春天有一段時間寒冷陰沉，我有次去看牙醫，從灣仔地鐵站出來後，穿過孩提年代熟悉得閉上眼睛也不迷路的軒尼 詩道，在下班摩肩接踵人潮裏從史釗域道向杜老誌道一呎一呎的擠過去。那個傍晚至今難忘的原因，是朝着我走來的行人都繃着臉孔滿是深沉；我回到辦公室跟天天 駕車上班的同事說起，請他們在周末休息的日子不要開車自己到街上走走，呼吸一下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味。之後的都是七百萬人不能或忘的歷史，從SARS 疫潮到七一大遊行，千里之行，都始於每次幾萬到幾十萬示威人群的足下。

儘管之後的七一遊行間中有幾年變成某程度的ritual，但從年復一年的參加者結構看到了香港的深邃變化，愈來愈年輕的示威者、愈來愈多的六四燭 光晚會參與者、愈來愈廣闊的社會議題。皇后碼頭的抗爭和利東街的保育，則從另一個空間揭示除了爭取民主之外的第二戰線。到了反高鐵的八十後群起冒頭，香港本土意識無論在保育及政治都以超越當權者想像的速度飛躍發展。特區政府和中共完全不能掌握這一質的變化，[red]以為香港還是停留於民主抗共的八十年代，絲毫沒有察覺這批年輕族群決心為 儘管之後的七一遊行間中有幾年變成某程度的ritual，但從年復一年的參加者結構看到了香港的深邃變化，愈來愈年輕的示威者、愈來愈多的六四燭光晚會參 與者、愈來愈廣闊的社會議題。皇后碼頭的抗爭和利東街的保育，則從另一個空間揭示除了爭取民主之外的第二戰線。到了反高鐵的八十後群起冒頭，香港本土意識無論在保育及政治都以超越當權者想像的速度飛躍發展。特區政府和中共完全不能掌握這一質的變化，以為香港還是停留於民主抗共的八十年代，絲毫沒有察覺這批年輕族群決心為這片土生土長的土地打拚。所以，當二○一○年政改談判中共以民主黨為對手，企圖以舊式統戰應付香港要求大幅政改的聲音，卻倒過來令民主黨被其他泛民以及完全不屬於傳統政治系統的年輕族群猛烈抨擊，後遺症在去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顯見無遺，民主黨幾員大將折戟沉沙，後民主黨時代破土而出。

統戰民主黨留後遺症

二○○三年可以視為觀察中共對港政策的分水嶺和風向標，中共面對社會民情不復回歸初時的人心穩定，兩手政策交替使用，從對董建華的「信」多於 「用」，以至對曾蔭權的「用」多於「信」犬牙交錯。這種做法在中共歷史不算罕見，大亂之後有大治，文革十年折騰帶來國民經濟瀕臨崩敗，這是出錯在於「信」 的政治忠誠。之後鄧小平出山，是毛澤東無法治理國家之下的被迫妥協，鄧小平是「中國的第二號修正主義分子」，但卻在「用」策之下復出。這一循環在一九九七 年到二○○五年的香港如法炮製，董建華代表的「信」字派，與曾蔭權的「用」字派先後登場，殊途同歸目的則一﹕維護治理。

緣何從二○○三到今天的這十年，中共對香港的政策由寬而緊，而不是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年間社會認定的由緊而寬；緣何今天一面倒指摘有人搞港獨，一面 收緊兩制擴張一國。其中關鍵在於左右兩條路線的取捨，我在這裏寫過不下十次，中共永遠不能擺脫「左」與「右」的二元思維。在這二元思維當中，「左」的路線 幾十年來縱然撞得頭破血流，然而始終佔據主流的原因，是「左」是認識上的問題，「右」則是原則上的錯誤。對香港，中共六十年間「左」與「右」交替，於是前 者有六七暴動，後者則是文革後的銷聲匿舻。一九七六年之後，香港左派吃透中央精神，韜光養晦，不強出頭，然而左毒不可能容易清除，偶爾總有人觀覲風向而舊 病復發。

左派觀風向偶復發

香港今天的政治氛圍，除了是梁振英誠信破產觸發，另一隱性因素是本土政治的抬頭，這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主派

 左派觀風向偶復發

香港今天的政治氛圍，除了是梁振英誠信破產觸發，另一隱性因素是本土政治的抬頭，這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主派追求更大程度的民主空間截然不同。今 天本土派的政治態度是「傾都費事」，經過多年玩謝玩殘的入局——被出賣——再入局——再被出賣，新生代港人失去耐性，政治歸屬與廣義上的「中國」漸行漸 遠。我無意扣帽子，但這種意識形態，確實與我們認知裏的中國/香港各無瓜葛，而是意圖以獨有的政治人格平等與中港周旋。因此，有一種漸見的勢頭是，本土派關切的議題不是中國民主（不僅是地理和實踐時間上的遙遠，更是「傾都費事」），也不會太過關心香港的民主前景（地理上雖密切，但曠日持久的磨蹭歲月也是「傾都費事」），而是老一輩民主派或親共人士摸不着頭腦的香港本色。

香港本色的論述迄今未有一套嚴謹體系，陳雲的城邦論屬其一，手持龍獅旗懷緬昔日殖民年代是其二，這裏頭有沒有貨真價實的港獨成分，要看後續才能說得清楚，不過，城邦也好，龍獅也好，統一的是對中共以及特區政府處於死心狀態。或曰，這些都是少數派，不成氣候，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的具體理念儘管各有各說，核心的「傾都費事」早已植根三十年來歷盡爭取民主崎嶇路後的心灰意冷。也許梁振英和中共看到這一趨勢，開始在政府政策上出現調整，以求爭取更大的公約數。這不是指元旦收二百五十元喊幾聲的那些金毛，而是左派說的「沉默大多數」，做法就是政策上的傾斜。

政策傾斜學不了日本

元旦夜燈下讀到一段日本近代史，一九六○年六月，第一次反對美日安保條約鬥爭大規模爆發，幾百萬人示威罷工，東京霞關國會外的人群最高潮時有幾十 萬。示威衝突中，東京大學文學部學生樺美智子死亡，首相岸信介面對巨大壓力，只得辭職下台。當年七月十八日晚，翌日就要接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在家中默然良 久，秘書伊藤問池田，你明天就要做內閣總理大臣了，會如何處理當下的事態。池田想了很久，說了一句「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加一倍」。日本經濟從此高速增長，平均每年達百分之九點八，一直狂奔到七十年代末，那幾年的增長更是超逾百分之十一。政治上，池田採用「寬容並忍耐」低調取態，當時日本有句名言，當官的就像踏自行車一樣——頭要不斷的點、腳要不停的走。

無疑中共和梁振英都想用池田勇人的方法治理香港，主觀地想像只要讓香港巿民生活好過房價下挫就可以政治收緊為所

政策傾斜學不了日本 

 元旦夜燈下讀到一段日本近代史，一九六○年六月，第一次反對美日安保條約鬥爭大規模爆發，幾百萬人示威罷工，東京霞關國會外的人群最高潮時有幾十萬。示威 衝突中，東京大學文學部學生樺美智子死亡，首相岸信介面對巨大壓力，只得辭職下台。當年七月十八日晚，翌日就要接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在家中默然良久，秘書伊 藤問池田，你明天就要做內閣總理大臣了，會如何處理當下的事態。池田想了很久，說了一句「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加一倍」。日本經濟從此高速增長，平均每年達百分之九點八，一直狂奔到七十年代末，那幾年的增長更是超逾百分之十一。政治上，池田採用「寬容並忍耐」低調取態，當時日本有句名言，當官的就像踏自行車一樣——頭要不斷的點、腳要不停的走。

無疑中共和梁振英都想用池田勇人的方法治理香港，主觀地想像只要讓香港巿民 生活好過房價下挫就可以政治收緊為所欲為。倘是這樣看日本社會就未免太過簡單，六十年代的日本早已有普選，民眾有權選出所有議員，但日本照樣爆發大規模的 社會抗爭，包括第二安保鬥爭，以及三里屯收地建機場的延續三十年的保地衛村。香港今天的樓價早已遠離可以負擔的水平，就算下調百分之四十，普羅大眾都不可 能力足扛上。既是如此，沒有期待之下對中港的冷感自然而生，某些特定政策的傾斜或許有點拉動作用，但已然遠去的卻永遠不會再回來。這和誰當特首已無大關 連，唐英年上來、曾蔭權回鍋甚至董建華重返俱是如此，梁振英和他們仨的分別只是比這三人更不堪。

政治冷感不是虛無主義，而是蘊發更大反彈的燃劑；有人說香港社會的激進派大增，我完全同意這一觀察，去年七月一日之後幾次大集會大示威，儘管各有 訴求，但戰意則一。北京社科院點名黃之鋒，從這一層次來說是中共對香港社會力量的判斷，中共是察覺到香港社會與八九十年代爭取普選的單一政治訴求時的不一 樣。對中共來說，這是棘手的課題，哀莫大於心死，當利益沒有轇轕，當血緣沒有關連，一種他者的社會形態會一點一滴成形。中共的拖延打壓分化割裂，當年用在香港社會確實達致「不給香港民主」這一政治目標，卻把港人的信心也一併打死再伸一腳；港人今天對中共疏離冷漠，不能怪香港，只能怪中共自己。